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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归笼瓢":曾经逃离北上广深的年轻人重新回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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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曾经“抛弃”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回来了。在社交平台上,这群年轻人被称为“回笼漂”。在热情被一线大城市消磨殆尽后,在经历了想象中“岁月静好”、现实却也并不简单的小城市后,在大小城市间切换兜转后,他们又决定“杀回”自己曾逃离过的大城市。但相比首次“北漂”“沪漂”,这次,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更加清晰。“回笼”的过程虽然曲折,但每一步,都离理想生活近一点,再近一点。他们选择逃离北上广深沪漂三年多,茜茜几乎快要忘了在黄浦江边漫步吹风有多惬意,午后温煦阳光下的弄堂有多迷人。她见过最多的场景是深夜十一二点还灯火通明的写字楼,以及带着倦意,步履匆匆走出楼的打工人。虽然晋升成为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层,但这也并未让茜茜感受到新的工作热情,更多的是力不从心。一方面工作强度加大,另一方面则是管理团队带来的新的挑战。“要让别人服从自己比较难,在管理方式上,严格与宽松如何折中,常常很难调和。”茜茜说。陷入工作的瓶颈期,她迫切需要一个调整,于是两年前,茜茜选择告别上海,回到了福建老家。(“北漂”记录下的北京早通勤)对异乡人来说,大多数在一线城市漂泊的首要目标是谋生。而他们选择“逃离”大城市的原因也大致相似:和茜茜一样,强子当初离开也是因为工作不顺。自知仅凭本科学历很难在北京立足的强子,毕业后先是在老家的药品实验行业深耕了六年,2021年他揣着几千元,背着笔记本和平板,满心期待地从老家四川德阳北上。直到现在,他都忘不了刚下火车时的场景,人流吵闹着、匆忙地从出站口涌出,强子的心也跟着火热了起来。“北京这么大,怎么也会有我的立足之所。”他这样想。面对北京高涨的房价,强子首选了公司的特供房。没想到,房间不仅没有网络信号,隔壁还总是传来如雷的鼾声,洗澡水也忽冷忽热,最难忍受的,莫过于厕所反上来的味道……最终,强子还是忍痛花一半的积蓄,换来了能安稳睡觉的出租房。出租房距公司20多公里,这意味着强子必须在早上六点多出门通勤,他自己这样形容,“每挤一次早高峰,对北京的‘热情’就消磨一点。”而强子的北漂,才刚刚开始。(强子第一次来北京“北漂”)由于先前未对应聘的公司进行深入的了解,刚入职没多久,强子就失望地发现,工作内容、待遇等和聘用合同上完全不符,再加上身边同事全是研究生学历,无形中给强子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。“耐得寂寞,忍得痛苦,才能扛得住生活。”强子总是默念这句话来鼓励自己。可是当行走在夜色中,看到远处的万家灯火,再回到狭小的出租屋,看到孤独的自己,他总是心酸无比。而在电话的那一头,家里人一句“好好照顾自己啊,我们离你那么远”,更是让他的泪水彻底决堤。最终,历时短短两个月,强子的第一次北漂以“逃离”的姿态告终。回家后,小城市的“困境”从拥挤的大都市回到久违的父母身边,茜茜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心。注重养生的父母会经常给她炖营养品,带她爬山、郊游,她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“直线上升”。但在吃饱穿暖后,随之而来的却是精神上的空虚感。沪漂时,茜茜隔三差五就去图书馆,然而在老家,能看书的地方却十分稀有。有时,走过几条街都见不到一家书店,“相比社会新闻和公共议题,身边人似乎更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”茜茜说,她也常常在亲戚们热火朝天的侃大山中感到格格不入,身边难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,她觉得自己慢慢地沦陷于精神荒漠。不过,让她更加难以忍受的,是小城市的包容度和自由度。“家乡人对大龄女生的包容度是很低的。在他们眼里,到了年纪不结婚,没生孩子,似乎是天大的不是。”一次,茜茜去医院体检,一位医生在得知她30岁还没生过孩子之后,一脸惊讶。除此之外,茜茜在社交上也遇到了一些难题。她在老家的同龄朋友本就所剩不多,其中大部分人也已结婚生子、组建家庭。生活轨迹上的不一致,使她想找到一个知己变得很难。对于这一点,1998年出生的小红也感同身受。从北京回到山西老家,小红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“再也没人给她打电话了”。“以前,微信的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,现在,没有互相联系的人,手机可以安静到几天查看一次。”由于先前一直在北京发展,小红在老家几乎没有朋友,但她认为自己是个“没有爱情可以,但没有友情坚决不行”的人,“缺少一起唠嗑、一起玩闹的人,日子变得毫无乐趣。”不过,让小红最终放弃对家乡的幻想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就业环境。小城市互联网企业相对少,小红能应聘的企业月薪基本在两三千元,且无社保。“我是一个不‘卷’的人,但对生活和工作也是有期待的。”工资低无所谓,但必须有社保,这是她的最低要求。或许也正因如此,在“抛弃”大城市的年轻人中,有不少人瞄准了体面且稳定的体制内工作。因“双减政策”的出台而遭遇职业寒冬,回到浙江后,叶子便开始准备考公、考编,全力朝着“稳定”的生活迈进。但短时间的突击准备,对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来说还远远不够,于是,叶子把街道社工当作过渡工作,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备考。叶子表示,回到老家,在享受下班后“超长”的自由时间的同时,必须先接受薪资的“大跳水”。从在北京的月入过万,到现在工资刚刚五千冒头,叶子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。而在开支成本方面,由于老家在县城,去市里租房这项成本还是压在了头上,但同时,叶子仍保持着以往在大城市的消费习惯。所以,对她而言,回到三四线城市并不能与经济改善完全划等号。从具体的工作内容看,叶子说,她的社工工作以相对重复的材料整理类事务为主,很难从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。从轻盈的塑料转椅,到坐上“笨重”的老式红木皮椅,不可升降、不可转动,叶子仿佛也从中悟出了“稳定”的涵义。没等到交满半年社保、能排队申请公租房的那一天,叶子就辞职了,“就因为我没有过这种生活,所以当时才那么向往。”叶子发现,原来,她并不喜欢这条路……(叶子在老家拍的日落)再一次“杀回”一线城市前不久,小红开始了她的“二次北漂”。就业市场逐渐回暖,小红也接到了几个面试。但由于空窗期一年,在面谈薪资的阶段,她总是被HR“压价”。半个月过去了,小红接受了一家小公司的offer,“薪资还是降了一点,但先吃饭要紧,后面的事慢慢来。”在老家待了一年半,2022年8月,茜茜在线上面试成功了一份学业规划师的工作,重返上海。她说,回来后,还是被“推着走”。30多岁,加上空窗期,就算有一定的工作经历,换了一个公司,还是要以新人的姿态重新开始,再次恢复任务重、压力大的工作状态。但这一次,茜茜的心态却发生了转变,她不再一味地抱怨和迷茫,而是多了几分从容和目标感。“没有完美的工作,既然各行各业都辛苦,那就让辛苦变成回报,让自己获得更高的收入。”茜茜直言,未来她希望先在行业内稳定下来,沉淀深耕,成为专家,同时做些投资和理财规划,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上海扎根。(上海的早高峰依旧拥挤)叶子是上个月开始“回笼北漂”的。辞掉社工的工作后,她大胆地调整了就业发展方向,一边兼职运营,一边做起了她喜欢已久的旅游定制服务行业,并经营起她的社交账号。这一次,她给自己一定的缓冲时间和时效,“用1个月时间,今年5月份前要是收入过万,就继续坚持,并尝试其他收入增长的方式,要是不可行,就考虑应聘进公司,做旅游行业的运营。”扑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,叶子觉得还是很有奔头的。强子回到四川德阳后始终在反思,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选择留下。“我离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北京扎根,而是提高自身的能力。”强子说,他不能接受自己安于现状,“对于北京,我还是有念想。”2022年6月,强子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目前,他依然从事着药品实验行业,而北京的地区优势在于实验内容更前沿、更多样,同事们的职业能力和素养更高,这些都有利于他提升工作技能。(强子二次北漂时从成都出发)这一次,强子还有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,或者说是未竟的梦想——挤进某国企。两年前,他曾通过这家公司的前两轮面试,但最后对方仍以强子存在工作不稳定性为由拒绝了他。强子期待着,日后能再次用自己的经历和实际行动去说服对方,或许那时,他会迎来转机。“回笼漂”需要更大的勇气“回笼”意指把已蒸熟而冷了的馒头、包子等放回笼屉再蒸,使其重新受热。现在,“回笼漂”用来形容一个人离开某座城市(通常指“北上广深”一线城市)后,隔段时间再次返回该城市工作和生活。在这层比喻中,一线城市被视作“蒸笼”,“回笼”则意味着斗志与激情将被重新点燃。某招聘网站研究院院长常濛曾透露,有23%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,选择回归一线城市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不少“回笼漂”表示,他们在大城市与家乡之间“摇摆”的意义在于勇敢调整、试错,接近心中最佳的生活状态。“离开”和“回笼”,无论哪一种选择,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。(强子拍下的地铁上忙碌的人们)如特拉克尔所说,“灵魂,大地上的异乡者”,只有在迁徙和漂泊中,人们才能够寻找和发现自我。茜茜觉得,如果当初自己没有“逃回”老家,可能到现在也不确定究竟哪一种选择更适合自己。而重新开始是个十分艰难的决定。小红回忆,从一开始的“不想再折腾了”,到最终的“说走就走”,她经过了长时间的自我拉扯。她担心再次陷入毫无意义的工作,怕孤独,也怕找不到生活的解药。“勇敢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真的很难,面对慌张和焦虑不安,只能自己去克服。”小红坦言,对于“回笼漂”而言,最需要准备这两点:资金和勇气。确保自己在找到工作之前,有能让自己正常生活的资金,但最重要的,是有勇气再次走出去,“很多人,包括我自己,差点就在第二步妥协了。”每一个漂泊的异乡人心中都藏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。他们明白在大城市立足的不易,但依然愿意用宝贵的青春放手一搏。“你必须承受更多的孤独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。”强子的体会十分透彻,他坦言,北京从来不缺勤奋的人,只有付出别人成倍的努力才会有收获。“回笼漂”之后,强子对于时间的流逝格外敏感,这一次,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。周末,他鲜少再花时间去娱乐社交,而是一个人窝在房间学习、备考。他曾用这样一句话勉励自己:“北漂是奔跑下去的重要一站,这一站很长,很难,但它通向的是更好的自己,还有实现自己的万千可能。”